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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保守主義視境中的新文學思潮 文化保守主義視境中的新文學思潮 蔣進國(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上海200234) 摘要:在新文學思潮問題上，新文化陣營極力證明新文學源自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內在變革;與此相反，文化保守主義者吳宓卻拒絕傳統(tǒng)因子的流變和更新，認為源于國外浪漫主義潮流的新文學割裂傳統(tǒng)。他以籠統(tǒng)而又矛盾的浪漫主義概念批判新文學，機械移植了新人文主義，與新文學產生隔膜，背離了自己標榜的批評標準。 關鍵詞:吳宓;文學思潮;新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1－3842(2011)01－0043－04“五四”時

2、期，新舊思潮激烈交戰(zhàn)，東西方思想文化融匯撞擊，形成了紛繁多變的文學思潮，其中“以文學研究會為代表的現(xiàn)實主義和以創(chuàng)造社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可以說雙峰對峙，各有千秋”［1］(P14)。新文學思潮的價值，獲得長時間的肯定之后，在新世紀文化民族主義抬升的語境中，不斷被質疑。文學史和學術史上曾經持保守立場的知識分子被賦予新的歷史角色，他們中的很多人被提升為會通中西的“國學大師”、不偏不倚的“博學之士”，吳宓就是其中典型。當下一部分學者從“‘一元優(yōu)勢’的肯定極端走向否定極端，產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嚴重隔膜乃至對立情緒，存在對革命文化的有意排斥甚或全盤否定”［2］。把“國學”的標簽貼在文化保守主義者身上，掩

3、蓋了研究者利用其進行自我言說和過度闡釋的意圖，對于深入研究他們的學術思想沒有任何幫助，而且會對進一步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設置障礙。面對歷史的論爭，不是用二元對立的方法簡單重估，或者草率地進行歷史翻案，而要盡可能接近文本的現(xiàn)場，深入梳理問題的發(fā)生和源流。 作為反對新文學的典型人物，吳宓對于新文學思潮、新文學作家，以及新文學創(chuàng)作都頗有微詞，但經過資料的爬梳，會發(fā)現(xiàn)吳宓對新文學思潮的批評立場和方法值得反思。 一、繼承和斷裂:新文學源流的兩種解讀方式 為尋找合法性，新文學一方面大力借鑒吸收西方思潮，另一方面極力證明新文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內在變革。這種“尋根”努力，是在歐風美雨的歷史語境下，中

4、國先進知識分子試圖建構一種既不被西方話語淹沒，又擺脫傳統(tǒng)文化桎梏的文學圖景。對此，胡適和周作人的梳理，在新文學陣營中較有代表性。 胡適回國后，吸取了在美國與梅光迪論戰(zhàn)的經驗，主動為白話文學尋找合法性，他刻意擴大白話文范圍，上溯白話文存在時限:“一千八百年前的時候，就有人用白話做書了;一千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做詩做詞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講學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做小說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話的戲曲了;《水滸》，《三國》，《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保?］(P11)相對于胡適的侃侃而談，周作人顯得沉靜從容，經過考證，他認為新文化運動和晚明公安派、竟陵派的古文革新

5、運動如出一轍:“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可以說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保?］(P22)“那一次的文學運動，和民國以來的這次文學革命運動，很有些相似的地方。兩次的主張和趨勢，幾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許多作品也都很相似。”［4］(P27)新文化運動只是傳統(tǒng)文學的一次自我蛻變，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發(fā)展歷程的延續(xù)。 對此，吳宓的結論恰恰相反，他在1929年5月27日《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fā)表名為《胡適白話文學史之批評》的文章，對胡適的觀點不以為然。1932年9月26日，他又在書評《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里批評周作人的新作。他認為，新文學仿效外國潮流，打破原有的文學格局，與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聯(lián)系不復存

6、在:“此等事，在德、法、英各國文學史上，皆已過之陳跡，并非特異之事?！保?］(P105)新文化運動只是外國文學史上若干次文學改革的翻版，這些東施效顰的做法早已過時，毫無新意。起初，吳宓對新文學的前景缺乏充分的估計，對其不屑一顧:“今中國之妄談白話小說，或鼓吹女子參政者，彼非不知西國亦輕視此等事?！保?］(P59)“今之盛倡白話文學者，其流毒甚大，而其實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見，即知其謬弊，無待喋喋辭辟。”［5］(P105)但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步步推進，狂飆突進的局勢大出吳宓所料，心急如焚的他認定新文化運動割裂中國傳統(tǒng)道德體系，將使中國陷入一片混亂，不惜稱新文學為“妖魔”、“病毒”和“瘡痂狗糞”

7、。 ［5］(P152，P154) 顯然，吳宓與新文學對傳統(tǒng)內涵有不同的解讀。新文學試圖將傳統(tǒng)中的白話文源流加以張揚，努力構建新的文學形態(tài)，而吳宓拒絕傳統(tǒng)的更新，堅守“文以載道”的文學觀?！安坏斫膺^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xiàn)存性?！保?］(P73)傳統(tǒng)同時容納著歷史和現(xiàn)在，在變化中向未來流動。新文學是中國文學范式的質變結果，范式的轉換不是新舊之間一刀兩斷，而是對有用的因子進行重新排列組合。即便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具有與舊文化體系徹底決裂的決心和行動，文學和文化發(fā)生徹底斷裂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二、浪漫與拯救:現(xiàn)代性路徑的錯位疊加 鑒于對新文學源流的認定，吳宓批評新文學是“

8、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即盧梭以降的浪漫主義思潮。不過，在關注白璧德對吳宓影響的同時，還應該留意吳宓清華求學時期所接受的新人文主義啟蒙。1914年3月5日，美國教師Smith先生作了題為“Ethetical Standards andTendencies of America”的演講，警告當時中國過于功利地接受外來物質文明，而忽視文化層面的危險，吳宓評論道:“余于宗教觀念，頗驚其勢力之偉大。至于重實利而輕理想，結果必至人騖功利而德敗俗衰將不可問，亦頗以演講中語為然也?！保?］(P304)歷史系教授J．Pickett先生提醒這些即將赴美留學的學生說:“諸生若他日赴美游學，擷載西方文明，亦

9、當專取其長而適于中國者，資為材料，以自制本國之新文明……我當學其文明，不當冀其富，更不當徒效其奢?！眳清祵Υ松钍軉l(fā):“先生是日言甚長，皆頂門立箴，為吾輩對癥下藥，使余等感且佩，不能自已?！保?］(P305)Wilder博士在題為“Reconciliation of Academic Ideal toPractical Life”的演講中說:“若機器之輸入日多，則影響之巨，益有不可設想者，亟宜預籌補救。故專言提倡實業(yè)，實不足為愛國，不知其道，且從而害之。”［7］(P310)這幾次演講的核心內容，集中在反思科學和物質文明，重建道德倫理，強化文化本體意識。此時的中國，西化的浪潮尚處于醞釀和被壓制的

10、階段，新文化運動尚未興起，而吳宓在清華接受的新人文主義啟蒙已經構成對后來新文化運動潮流的反撥?，F(xiàn)代性反思已經先于現(xiàn)代性啟蒙，在吳宓的意識里扎下了根。 這與其說是一種超前，不如說是一種錯位。 需要反思的是，后發(fā)中國的現(xiàn)代進程與西方現(xiàn)代潮流的時空阻滯，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與西方現(xiàn)代性路徑的錯位，在西方數(shù)個世紀以來順時交替的文學思潮，諸如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等，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中國，卻處于時間重合與空間疊加狀態(tài)。新文學浪漫主義思潮的濫觴期，在西方卻涌動著對浪漫主義的批判思潮。當新文學倡導啟蒙、呼喚人的覺醒和個性解放、肯定人合理的感情需求時，大洋彼岸的白璧德已經開始站在一戰(zhàn)廢墟上批判盧梭了

11、，將其視為擾亂世道人心的狂徒，啟蒙之后是道德的淪喪，人心的混亂。 浪漫主義概念走進吳宓思想體系的最早記錄出現(xiàn)在1918年9月20日:“又碧柳來函，其中狂騷之情、郁激之感，頗與盧梭等相類，余殊為驚憂?！彼奶旌蟮摹秴清等沼洝凡攀状纬霈F(xiàn)白璧德的名字:“校中派Prof．I．Babbit為余之Adviser，從余之請也?！保?］(P14)之前，吳宓已經在梅光迪的引薦44下“拜見白璧德先生，奉以為師”［8］(P177)。此時的吳宓，具有強烈的道德倫理意識和新舊交匯時代 [3] 所特有的文化危機感，“與其說吳宓是因為梅光迪的引見而走近白璧德的，倒不如說正是吳宓當時身上那種含混不明、充滿矛盾的

12、思想狀態(tài)和精神氣質，注定他最終在白璧德帶有濃厚道德倫理色彩的人文思想中找尋到他渴望已久的東西”［9］(P197)。對白璧德而言，新人文主義被這批中國學生帶回儒家思想的核心區(qū)域，可以喚醒被盧梭浪漫主義和培根科學主義毒害的社會，讓傳統(tǒng)的道德倫理撫慰傷痕累累的心靈，這將是新人文主義拯救古老文明的機會。 三、矛盾與隔膜:對新人文主義批評精神的背離 吳宓沒有參與國內的新文化運動，卻在國外接受一種加速其走到新文化反對面的新人文主義理論，這種理論，是套在保守長衫外面的時髦西裝，使得新文學同時面臨著國內林紓等守舊派和西學精英的抵制?；貒螅瑓清底钕刃麚P新人文主義，直指五四張揚的人道和人性大旗，在《論新

13、文化運動》等論文中數(shù)次批判浪漫主義:“浪漫派文學，其流弊甚大……今新文化運動之流，乃專取外國吐棄之余屑，以餉我國之人?！保?0］(P7)不過，其批判浪漫主義有許多值得反思之處。 首先，從接觸新人文主義開始，吳宓對浪漫主義思潮的態(tài)度就是矛盾的。進入哈佛后，他在選修學校開設的批判浪漫主義課程的同時，又被雪萊拜倫等英國經典浪漫主義詩人深深吸引，他坦誠最欣賞的三位西方詩人是拜倫、安諾德、和羅色蒂，說他們的作品體現(xiàn)了“西洋文明之真精神”，是“積極之理想主義”，拜倫就具有“雄奇俊偉之浪漫情感”［11］(序)。在新文學陣營里，吳宓的知己是徐志摩，雖然徐志摩的人格魅力使其在學界各個陣營里都有極好的人緣，但

14、除了吳徐二人對浪漫詩情心有靈犀以外，似乎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釋了?！霸陂喿x吳宓那些獻給女人的詩時，人們會覺得有‘兩個吳宓’:在思想文化觀念上非?！嘏f’與‘古板’的吳宓和在情感生活中非?！寺膮清?。這似乎是一種性格上的不和諧?！保?2］(P154)還有學者指出:“當他是如此詳實如此坦白地將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動都載入《日記》并試圖傳諸后人的時候，這不就是再寫了一部盧梭式的《懺悔錄》?”［13］(P143)創(chuàng)造社等浪漫主義流派沒有走進吳宓的視野，但徐志摩帶著雪萊似的浪漫，巡回在牛津的花徑之上，與他取得強烈的共鳴。直到1959年，他還在贊賞郁達夫:“并世而未識者，則有郁達夫與瞿秋白。斯皆宓所敬佩與篤愛

15、，……如郁達夫，其詩與小說中，具見真情性，是一浪漫文人?！保?4］(P258)對浪漫主義思潮吳宓進行學理上的討伐，對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又發(fā)自內心地贊賞。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吳宓批判新文學浪漫主義背后，隱藏著復雜的矛盾。 其次，吳宓批判新文學的浪漫主義思潮，是理論的機械移植。他對浪漫主義的批判僅僅停留在新人文主義的理論層面，沒有任何獨創(chuàng)，不過是照搬了白璧德的概念?！蔼氉员R騷之徒，妄倡邪說，于是人心思動，潮流所被，世無寧日。法國大革命，如導火線，自是而亂遂不可止?！保?］(P22)除了介紹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文章，他很少提及浪漫主義，更從未對國內諸如創(chuàng)造社這樣的浪漫主義流派及其文本進行有針對性的評

16、論。這是一種批評的隔膜，造成這種隔膜的重要原因來自先入為主的偏見，而且國內梅光迪等人的通信更進一步印證和強化了這種偏見:“幼涵來書，慨傷國中現(xiàn)況，勸宓等早歸，捐錢自辦一報，以樹風聲而遏橫流。宓他年回國之日，必成此志”，“梅君亦有書來，述國內教育近況及新潮情形，不盡感憤之意?！保?］(P144，P178)一個批評者，在新文學運動的高潮時期遠離國土，僅從朋友的信件中了解批評對象，很少閱讀具體文本，其批評的合理性值得懷疑。與白璧德對西方經典的熟稔和18世紀以來文學思潮的深入了解相比，吳宓的知識體系顯得薄弱得多。鑒于白璧德的文學批評是建立在對批判對象系統(tǒng)的研究基礎之上，吳宓對國內浪漫主義感性批評，其實

17、是對新人文主義批評精神的背離。 就新人文主義本身而言，白璧德走進了古典主義，回歸了清教徒傳統(tǒng)，守舊的道德觀念與當時西方諸多新思潮發(fā)生抵牾，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反潮流，也遭致包括許韋勒克在內多人的批評，［15］(P15)但并不影響其批評價值。直到今天，新人文主義依然在“形形色色的文化價值觀和文化主張中向世人展示了一條通往‘美好與光明’人性境界的健康穩(wěn)健之路”［16］。如果說白璧德在“一戰(zhàn)”之后反思在西方業(yè)已充分發(fā)展的文學潮流，雖然有些“不識時務”，但仍不失為“一家之言”的話，吳宓在國內文化和思想革新剛剛發(fā)生，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初露端倪之時就揮舞大棒，就45顯得機械多了。他采取同他老師一樣“不識時務

18、”的固執(zhí)立場，把激進的時代潮流視為浪漫的混亂而加以抵制，他所否定的并不是新文學的浪漫思潮，而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精神。思想啟蒙和“倒孔反儒”，在吳宓看來成為一種浪漫的幼稚，世道人心將因為喪失必要的道德約束而最終走向混亂?！敖袢罩袊洿艘环瑹狒[，一線生機已絕。舉凡政權之統(tǒng)一，人心之團結，社會之安寧，禮教之綱維，富強之企致，國粹之發(fā)揚，愈益無望?！薄敖裰袊^‘新文化運動’，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視為病毒者。上流人士，防止之，遏絕之，不遺余力。而吾國反雷厲風行，虔誠趨奉。如此破壞之后，安能再事建設?如此紛擾之后，安能再圖整理?”［5］(P154)吳宓以儒家人文傳統(tǒng)來理解和引進新人文主義，企圖以現(xiàn)代

19、的眼光重新解釋與發(fā)揚儒家傳統(tǒng)，卻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傳統(tǒng)儒家道德文化體系在現(xiàn)代世界語境中，早已失去支撐民族國家現(xiàn)代建構的力量?！叭诵远?、“以理制欲”、“克己復禮”，這種返歸古典的人文主義終極關懷，在當代看來的確具有“超前眼光”，在現(xiàn)代歷史語境中，卻是深深的隔膜。 傳統(tǒng)社會的巢傾覆時，吳宓是一顆保存基本完好的卵。當他即將跌進新文化的洶涌大潮時，卻落在白璧德建造的“新人文主義”救生圈上。 吳宓始終沒有落水，感受不到新文學的水溫，他在救生圈上掙扎著大聲呼喊，揮舞著從白璧德那里拿回的旗子，試圖在國內無邊的新文化海洋里奮力找回往日的文化綠洲，一塊理想的終極陸地，但是歷史沒有給他機會。吳宓的成

20、長和受教育歷程，使他形成了保守的傳統(tǒng)文學觀照體系，這個體系的形成過程沒有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沖擊，反而在留學前后得到強化，在接受新人文主義理論的聲援后定型。當戰(zhàn)爭成為西方科技進步與社會發(fā)展的的副產品時，20世紀初的中國正渴求著科學和民主，遠離“一戰(zhàn)”浩劫的古老國度深受列強蹂躪，民族生存和國家救亡成為當務之急，反思科學返歸傳統(tǒng)的必要性尚未顯現(xiàn)，所以，新人文主義對現(xiàn)代中國歷史語境來說，是一種歷史的錯位疊加，注定其批判鋒芒會遭到反制。持傳統(tǒng)精英立場的吳宓沒有真正走進新文學的批判場域，和新文學思潮產生了巨大的隔閡，阻礙了他進行準確的判斷和深入的分析，其實質構成了對新人文主義的機械移植和精神背離。 今天

21、，既要重新評價新文學，又要重新理解吳宓，簡單地否定和肯定吳宓都不恰當。長期以來，我們對于“將‘中國’和‘西方’分別地客體化、對象化、現(xiàn)成化、凝固化、‘存在者’化，由此形成一種‘中－西’二元對峙的思維框架”［17］習焉不察，致使吳宓所經歷的歷史文化困境至今揮之不去。 無論保守的返歸傳統(tǒng)還是激進的靠攏西方，都不是建構當代中國文化核心價值體系的思維方式。 從吳宓入手，可以回溯一個多世紀以來文化保守主義對新文學和現(xiàn)代文化批判歷程，冷靜反觀當下的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思潮的價值觀和真正目的，理性反思新文學的歷史場域和當代語境，充分意識新文學面臨的當代困境，認真探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產生危機的核心原

22、因，進一步思考現(xiàn)代文化發(fā)展的路徑。這才是當下從歷史文本出發(fā)重新審視吳宓的真正意義。 參考文獻: ［1］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劉保亮．新國學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8(5)．［3］胡適．白話文學史［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4］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5］吳宓．吳宓日記Ⅱ［M］．吳學昭，整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6］楊匡漢，劉福春．西方現(xiàn)代詩論［C］．廣州:花城出版社，1988．［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