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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相關論文關于理學產生的歷史條件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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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于理學產生的歷史條件新探 提要:關于產生的條件,界認為,上是:封建后期,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統(tǒng)治地位,農民戰(zhàn)爭對財富平均的新要求和民族矛盾的尖銳;思想上是:經學箋注的沒落,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技術的等。筆者認為欠妥:庶族地主不是理學產生的階級基礎,農民起義的口號、民族矛盾尖銳與理學的產生沒有必然聯(lián)系;“以己意解經”和“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非自北宋才興起的學風,數(shù)學、天文、歷法、醫(yī)藥等科學與理學的產生無關。另外,宋初的“新舊黨爭”亦與理學的產生無關。理學是北宋立國的80年后的產物。當時,北宋政治上是:皇帝絕對集權或專制,對外屈膝茍安,兵變

2、與農民起義頻繁,上層統(tǒng)治者極度荒淫,“3冗”嚴重等;思想上是:大力宣揚文治,學術上主張儒、釋、道合流,思想禁錮等。 關鍵詞:杯酒釋兵權 澶淵之盟 3冗 經筵 半部《論語》治天下 理學產生的歷史條件問題,是理學中的1個重要問題。本文想對此談點新看法,以向理論界專家們求教,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關于理學產生的歷史條件,理論界最權威的說法,是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等先生主編的《宋明理學史》。該書的《緒論》說:“在封建社會后期,地主階級勢力的遞嬗,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統(tǒng)治地位;農民戰(zhàn)爭對財富平均的新要求;民族矛盾的尖銳;這些構成了宋明理學所由產生的政治條件。經學箋注的沒落;佛學與道教思想

3、的滲透;科學技術的發(fā)展;這些構成了宋明理學所由產生的學術思想條件。宋明理學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的這些歷史條件下孕育、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統(tǒng)治思想?!保?)具體來說,政治條件主要是:“隋末農民戰(zhàn)爭打擊了士族高門,唐末農民戰(zhàn)爭進1步打擊士族高門,包括唐朝新起的勛貴和大臣?!薄敖涍^這兩次農民戰(zhàn)爭,身份性地主退出了歷史舞臺,而庶族地主則因土地兼并的加劇與普遍存在而大量涌現(xiàn),又通過科舉而參加國家政權。歷史上也還存在勛貴,也還有貴族的世襲,但是已不復作為1個階層而存在了。中世紀的等級關系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地主階級內部身份性地主與庶族地主的勢力遞嬗。” 農民戰(zhàn)爭的口號,“在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如赤

4、眉提出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chuàng)’。 ”“而封建社會后期,則明顯地轉而為財產平均的要求。裘甫、王仙芝、黃巢的‘羅平’、‘天平’、‘均平’、‘大齊’,王小波、李順的‘均貧富’,鐘相、楊么的‘等貴賤,均貧富’,李自成的‘均田免賦’?!詈笾赶蛄朔饨ㄍ恋刂贫?。”民族矛盾尖銳:“北宋的北邊和西邊,有遼、夏、吐蕃等政權。以后又有從東北崛起的金政權?!薄澳纤文┠?,漠北又興起蒙古政權,后來建立了元朝。明朝時期,北方的蒙古、東北的滿族,先后與明朝發(fā)生戰(zhàn)爭,最后建立了清朝?!保?)學術思想條件主要是:“北宋時期州縣學校興起,書院林立,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發(fā)展。學術領域出現(xiàn)了新情況。首先是經學箋注的沒落。……劉敞著《

5、7經小傳》,廢棄漢儒專事訓詁名物的傳統(tǒng),開啟了以己意解經的新風?!泴W箋注的沒落,需要有新的學術思想以替換舊的學術思想。其次是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是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瓟?shù)學、天文、歷法、地理、地質、醫(yī)藥、生理學、農學等方面的新成就與探索、達到了可喜的水平。封建社會后期的科學技術著作如《夢溪筆談》、《營造法式》、《洗冤錄》、《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都無愧于當時世界的先進的科學技術著作之林。”(3) 筆者認為:這些說法很值得商榷。 從政治條件看:第1,時間跨度有問題。侯外廬等先生的論述從隋末到清初,他們似乎忘了:理學產生于北宋中期。宋太祖是在公元960年建立宋朝

6、的;宋初理學3先生最長者孫復,是在公元992年宋太宗3年——宋立國已32年才出生的。孫復倡導理學可能在50歲左右,因為《宋元學案》說:“宋興810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4)宋興80年還不夠孕育1種新學說么?因此,探討理學的產生,應著眼于宋初的80年,而不應主要到隋末或唐末、乃至明末或清初去找原因。 第2,庶族地主不是理學產生的階級基礎。如果說理學產生的階級基礎是庶族地主,侯外廬等先生也承認,庶族地主產生于隋末,盛于唐代,該階級并在唐代已通過科舉登上政治舞臺。那么,為什么唐代與宋初都沒有產生理學,非要等到北宋立國80年后才產生理學?庶族地主思想

7、家們的思想會如此遲滯嗎?事實上,北宋中期創(chuàng)立理學的思想家,如2程、司馬光等,多為品級或豪族地主階級,根本不是所謂的庶族地主。這1點,侯外廬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中有詳細論證,認為:在宋代,真正代表庶族地主思想的是王安石的新學,而理學則是“世族豪貴顯官”的思想。因為“北宋道學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隸屬于舊黨,在政治上代表著品級性的豪族地主的利益?!保?) 第3,農民起義的口號與理學的產生沒有必然聯(lián)系。既然農民起義的“均平”口號產生于唐代后期,那么,理學為什么要等到北宋立國的80年后才產生?2者在時間上難吻合。同時,認為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口號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后期“轉而為財產平均

8、”,也說不過去。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真正口號1直是直指封建政權,根本不是什么“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和“轉而為財產平均”。如秦末陳涉首次起義就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黃巾起義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亦如此。(7)而“人身安全的保障”、“財產平均”等,只不過是義軍在起義過程中,爭取民心的某些具體政策而已。 第4,民族矛盾尖銳也不能說明理學的產生。中國古代1直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矛盾1直較尖銳,如春秋戰(zhàn)國、南北朝等時期。而且,南北朝時期民族矛盾的尖銳程度1點不亞于宋、明時期,為什么南北朝時期沒產生理學,偏北宋產生了理學?尤其是,北宋中期在理學先生們創(chuàng)立理學時,當

9、時的民族矛盾并不尖銳,而是處于平緩時期。王安石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8)即可為證。怎么能說理學是在民族矛盾尖銳時期產生的呢? 從學術思想條件看:第1,“以己意解經”非自北宋才興起的學風。應當指出:“以己意解經”作為1種思維,不是自劉敞著《7經小傳》始,而是古已有之。早在先秦,《公羊》對《春秋經》的闡發(fā),就已完全拋棄了箋注,取而代之的便是“微言大義”;漢代董仲舒、何休對《公羊》的解釋亦如此。那時為什么未產生理學?偏北宋中期的“以己意解經”才產生理學?而且,劉敞著《7經小傳》時,理學已產生。因為理學產生于公元1040年左右,劉敞生于公元1019年,他不可能21歲就著《7經小傳》。所以,他的《7

10、經小傳》只是對理學思維方法的迎合,不是理學產生的思想前提。 第2,“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亦然。佛學與道教思想對儒經的滲透,不是宋代特有的現(xiàn)象,早在漢末至唐代,這種滲透關系就1直存在。將“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作為理學產生的1個思想根源,不妥。而且,理學先生們基本都排佛、道,標榜自己是純儒。 第3,宋、明在數(shù)學、天文、歷法、醫(yī)藥等科學上的發(fā)展與理學的產生亦無關。要知道,理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都不關注科學。即使是后來的1些理學先生如邵雍,最精通的是數(shù)術,而數(shù)術非科學。特別是,在理學先生們創(chuàng)立理學時,侯外廬等先生所說的《夢溪筆談》、《營造法式》、《洗冤錄》、《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

11、,都未問世。如其中最早的兩部著作《夢溪筆談》和《營造法式》,前者成書的時間約在公元1090年左右,后者成書的時間約在公元1100年;而北宋3先生創(chuàng)立理學,則在公元1040年左右。它們怎么能做為理學產生的科學基礎呢?更有甚者,宋、明時期的科學家基本上都是反理學的!當時,對理學的產生具有決定作用的著作是陳摶道士的《無極圖》,但《無極圖》不是科學,侯外廬等先生對此只字未敢提。 另外,在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中,關于理學產生的政治條件,還有1個“新舊黨爭”問題,即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與以司馬光等人為代表的守舊黨的斗爭。(9)不過,在《宋明理學史》緒論中,此說沒再出現(xiàn)??墒?,在《宋明理學史》

12、的正文中,此說又多次被提及。如該書在談到胡瑗時說,“要理解宋代理學,必須從理學與新學的對立這1線索著眼。理學與新學的對立在政治上即是舊黨與新黨的對峙,雙方分別以司馬光和王安石為首”;在談到石介時說:“石介對王安石新學頗多不滿”等。必須指出,王安石是在公元1042年登科,他的新黨與新學是在公元1069年前后才形成的,因為他是在此年參知政事,開始變法。而理學產生于公元1040年左右,理學與新黨的對立怎么能做為理學產生的歷史條件呢?尤其可笑的是:石介死于公元1045年,他連王安石新學的毛都未見過,怎能“對王安石新學頗多不滿”呢?對此,《宋明理學史》還解釋說:“他們(司馬光、王安石)的活動時期約晚于‘

13、宋初3先生’210年左右,但是3先生已經揭開雙方對峙的序幕,新舊黨爭的正式開場是在神宗熙寧年間,但其整個醞釀和發(fā)展過程卻是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仁宗慶歷年間。”如,當時“胡瑗所講是‘明體達用之說’,不同于王安石只講‘用’而不講‘體’。這樣說王安石是不公允的。”(10)應當指出,這種說法不能自圓其說。因為此時王安石的新學尚未形成,此時王安石也未反對過胡瑗,此時只有胡瑗的“體用”說,王安石反胡瑗的“體用”說最早應在理學產生20年之后!而且,史料顯示,此時王安石本人不僅不反胡瑗,還對其大加吹捧,如他在《寄贈胡先生》詩中說:“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源來,高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蟄乘春雪?!保?1)事實

14、上,理學與新學的斗爭,是在理學的后學與王安石之間展開的。如,《宋明理學史》也不得不承認:“在胡瑗的學生大多數(shù)中,其傾向性是很清楚的,他們不贊成王安石的變法,反對王安石新學”,如錢公輔、孫覺、滕元發(fā)、祝常、周穎、劉彝等;而石介的“許多弟子也是如此”,如范純仁、祖無擇、梁燾、劉摯、文彥博等。(12)理學后學與王安石新學的斗爭確實存在,并10分激烈,但不能做為理學產生的社會條件。 既然理學產生于北宋立國的80年后,那么探討理學產生的歷史條件,就應主要著眼于這80年。 筆者認為:北宋立國的80年,在政治上的主要特點是:第1,皇帝絕對集權或專制?,F(xiàn)在,理論界經常有人把集權與專制等同看待,筆者不敢茍

15、同。筆者1直認為,集權與專制是兩個性質有別的概念,集權不等于專制,專制是集權達到絕對地步的表現(xiàn),1般的集權即便有過火之處也不能叫專制,而合理的集權在歷史上還有積極作用,應當肯定。中國歷史上1直是皇權至上,皇權無疑是1種集權,但不是所有的皇權都是絕對集權或專制。如唐代李世民的“貞觀之治”,就只能叫皇帝集權,不能叫專制,因為李世民還能和臣下分權,宰相以下官員都是實權者。專制則不然,皇帝收攏了所有軍政大權,臣下的1切行政大權都被削弱或被剝奪。北宋立國的80年就是這樣:1、削弱相權。“舊制,凡重大政事,皇帝命宰相坐議,常從容賜茶乃退。唐及5代,仍用舊制。宋初,范質等為宰相,自以為周室舊臣,內存形跡,又

16、憚帝英明,乃請每事具札子進呈取旨,帝從之。從此,坐議之禮廢。”(13)其實,宋太祖是有意專制,才廢“宰相坐議之禮”的,而范質等“自以為周室舊臣”只是借口而已。這是宋朝皇帝向1切大權獨攬邁出關鍵的第1步,后宋又設“參知政事”,進1步分削相權。2、削弱將軍的兵權。趙匡胤1上臺,擔心其他軍官效仿他搞兵變,首先解除了在軍隊中有影響、有能力和參預他當年搞兵變的1些高層軍官的兵權,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杯酒釋兵權”。是后,宋削去殿前都檢點1職;又使文臣知州,以鉗制藩鎮(zhèn);直至藩鎮(zhèn)直接隸屬朝廷,等等。3、削弱文臣的行政權。宋初皇帝趙匡胤雖認為:宰相須用讀書人。然而,宋重用文臣也是表面上的,實際上對文臣也不信

17、任。從宋代起,所有文官的官名前都有個“權知”2字。就是說,給你實職,加“權知”字;不給你實職,不加“權知”。這里的“權知”,意思是臨時性的,或代理的。如“權知開封府尹”,即“代理開封府尹”。重用文臣的目的,公元972年趙匡胤對趙普說得明白:“5代藩鎮(zhèn)暴虐,人民受禍。我選儒臣于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不及武臣1人。”(14)4、削奪“權知貢舉”官的“取士權”。如公元962年,太祖詔曰:“及第舉人,不得口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保?5)就是說,過去科舉所取的士都是知舉官的門生,現(xiàn)在都改稱“天子門生”。后來,又由皇帝最終決定錄取。如公元972年,權知貢舉扈蒙奏合格進士101人、諸科

18、107人。太祖召對于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是新制。并于公元973年,將其做為常式。(16) 第2,對外屈膝茍安。如前所述,北宋的北邊和西邊,有遼、夏、吐蕃等政權,以后又有從東北崛起的金政權。北宋開始還想收回被遼等占去的土地與人民,并抵御他們的入侵,但后來很快就改變了主意。宋與遼于公元1004年簽署了“澶淵之盟”,宋每年要向遼輸銀10萬兩,絹210萬匹;宋承認遼對漢人的土地與民人的占領,兩國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城池依舊,不得增筑城堡、改移河道。公元1006年,宋與西夏仿效與遼的辦法,每年“賜”夏銀萬兩、絹萬匹、錢2萬貫,以換取邊界的安定。宋真宗在《回鑾詩》中,與群臣唱和,將屈辱妥協(xié)說成“

19、勝利”。此后,宋不修邊防,罷河北諸路行營,合鎮(zhèn)、定兩路為1,省減軍官與兵士。公元1042年,遼再度南侵,宋又以歲增絹10萬匹、銀10萬兩,議和了事。公元1042年西夏入侵亦然。宋許每年“賜”絹103萬匹、銀5萬兩、茶2萬斤;另于各節(jié)日和仁宗、元昊生日,再共“賜”:銀2萬兩,銀器2千兩,絹、帛、衣著等兩萬5千匹,茶1萬斤。(17)宋將屈辱妥協(xié)當做國策。 第3,兵變與農民起義頻繁。北宋立國80年,大的兵變和農民起義不下10次:如公元963年“汪端起義”,公元982年“劉法定起義”,公元985年“張紹倫起義”,公元993年“王小波、李順起義”,公元996年“宋斌起義”,公元997年“劉盱起義”,公

20、元999年“王均領導的士兵起義”,公元1001年“劉用起義”、“王壽長起義”,公元1017年“陳進起義”,公元1033年“亭戶(鹽民)起義”等。士兵起義,多因軍官腐敗;農民起義則要求平均土地;鹽民起義,則由于對北宋政策的不滿。(18)應當說,兵變和農民起義在中國歷史上1直存在,但像北宋在立國前期就如此頻繁,還是絕無僅有的。 第4,上層統(tǒng)治者極度荒淫。宋從“杯酒釋兵權”起,趙匡胤就告訴被釋去兵權的將領:多買良田美妾,歌舞天年。趙光義的兒子益王的假山,極其華麗,當時就有人指出這是農民膏脂堆成的“血山”。(19)上行下效,其他官僚也競營豪宅,建亭榭園林,廣蓄歌兒舞女。武將甚至以臠割奴婢為樂。尤其“

21、澶淵之盟”后,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宋還大興土木,修建“玉清昭應宮”等,以粉飾太平。 第5,“3冗”問題嚴重。何謂“3冗”?當時宋祁在上疏中說:“天下有定官,官無限員,1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zhàn)而耗衣食,2冗也;僧道多而無數(shù),3冗也?!保?0)也有人認為,3冗指冗兵、冗官、冗費。不管怎么說,冗官、冗兵、冗僧道,就產生冗費?!?冗”問題已成為北宋初期最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也是歷代封建王朝所沒有的。 北宋立國的80年,在學術思想上的主要特點是:第1,大力宣揚文治。北宋開國皇帝雖以勇武聞名,但立國后,1直對武將不放心,勇武也不佳,轉而宣揚文治。1、廣取士子。宋代的《神童詩》明著講:“天子重英豪,文章使爾

22、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彼尾粌H把科舉的“取士權”收歸了皇帝,中舉者稱“天子門生”,特別是,有時1科取士幾10或幾百人,而且105舉終場者賜出身。如太祖在970年下詔:“禮部貢院閱進士諸科,105舉以上曾經終場者以名聞?!保?1)得105舉終場者63人,又取未經終場者43人,并賜出身;太宗在973年,1次取進士109人,諸科207人,105舉以上184人賜出身,凡5百人賜宴開寶寺,皆授官。(22)2、勸勵讀書。宋朝皇帝帶頭讀書,如趙光義曾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日進3卷。趙匡胤曾勸趙普讀書,趙普后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聞名;還要求武將讀

23、書,說:“我欲使武臣盡讀書,使之為治之道。”(23)為了能使臣下以及學子們好好讀書,宋還經常向臣下及學子賜書。如:公元977年,知江州周述請:廬山白鹿洞學徒數(shù)千人,乞賜《9經》,詔國子監(jiān)給本;公元988年,賜諸路印本《9經》,令長吏與眾官共閱之;公元992年,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公元1014年,賜輔臣新印《孟子》;公元1034年,分賜京兆府、陳州、揚州學堂《9經》;公元1037年,賜御史臺《冊府元龜》及《天下圖經》各1;公元1004年,詔以崇文院所?!稌x書》新本,分賜輔臣等。對此,宋真宗曾夸耀說:“今學者易得書籍。”敏中也吹捧說:“國初惟張昭家有《3史》。太祖

24、崇尚儒學,繼以陛下稽古好文,今《3史》、《3國志》、《晉書》皆鏤版,士大夫不功力 而家有舊典,此實千載之盛也。”(24)3、廣求亡書、遺書、逸書,及大建藏書閣。宋初80年,至少求亡、遺書、逸書5次:如公元966年詔求得亡書,得1228卷;公元981年詔求醫(yī)書;984年下詔求遺書;公元1001年,詔天下購館閣逸書,每卷給千錢,及300卷者,量才錄用;公元1036年,又重申“購求館閣逸書”(25)。公元978年,宋建崇文院藏書;公元988年又置密閣于崇文院,分3館書萬余卷以實其中;公元992年增修密閣;公元1015又創(chuàng)崇文外院,別置3館書庫。宋對圖書的管理工作也非常認真,公元1002

25、年,宋真宗命重校龍圖閣及后苑藏書;公元1035年,都大提舉等共校兩庫經史8435卷。公元1041年的《崇文總目》,載藏書30669卷。真宗問書版情況時,國子監(jiān)祭酒邢昺說:“國初不及4千,今10余萬,經、史、正義、皆備。臣少時業(yè)儒,每見學徒不能具經疏,蓋傳寫不給。今版本大備,士庶家皆有,此乃儒者逢時之幸也?!保?6)4、編書、修書蔚然成風。宋初學術多產,無論官修,還是私修著作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宋初修書,除1般正常國家政策、法令、歷書、實錄、國史等外,大型的類書就有多部:如公元973年,《開寶通禮》200卷;公元983年,《太平總類》,后改名《太平御覽》1000卷;公元1013年,《新編修君臣事

26、跡》,后賜名《冊府元龜》1000卷;公元986年,《文苑英華》1000卷;公元987年,《神農普救方》1000卷;公元1001年,《續(xù)通典》200卷;公元1005年《乾坤寶典》417卷,等等。有些書既有皇帝的賜名,又有序。 $False$ 第2,學術上主張儒、釋、道合流。宋初1直主張儒、釋、道并尊。宋初尊儒的特點有:1、傳統(tǒng)儒經框架被突破。宋初讀經,開始是從中唐沿習下來的《9經》,至太宗時——公元985年,復置明法科:分《周易》、《尚書》各為1科,附以《論語》、《孝經》、《爾雅》小3經,《毛詩》專為1科。真宗時,詔邢昺等校訂諸經,先校訂了《周禮》、《儀禮》、《公

27、羊》、《谷梁》正義。但:公元992年,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公元1014年,真宗將新校的《孟子》分賜輔臣;仁宗時,將《中庸》單獨出來,自己進讀。2、釋經漸重義理。宋初雖詔邢昺等?!吨芏Y》、《儀禮》、《公羊》、《谷梁》正義,但宋人在對經書的理解上卻不拘于舊注,邢昺首撰《論語正義》、《孝經正義》以開先河。盡管《中興書目》說昺仍詳于名物,微言其未選精微,但他實是漢、宋2學之轉關。由于邢昺是國子監(jiān)祭酒,他的這1做法對宋初3先生的很大,對的產生起了重要做用。3、孔子不斷被偶像化。宋初承后周崇儒,趙匡胤在登極的第3年,親臨國子監(jiān),增茸祠宇,塑繪先圣、先師像。公元987年,太

28、宗免孔氏后裔租稅。真宗:公元997年,以長葛縣令孔延世為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并賜《9經》及太宗御書;公元1008年,詣孔廟,詔加謚曰玄圣文宣王;公元1009年,追封孔子弟子兗公回為國公、費侯閔損等9人為郡公、成伯曾參等6102人為列侯,后又詔封孔子廟配享魯史左邱明等109人為伯爵;公元1011年,詔州城置孔廟;公元1021年,許國子監(jiān)請以御制《至圣文宣王贊》和近臣撰的《10哲》、《7102圣贊》鏤版,等。 4、皇帝置“經筵”。 宋初皇帝讀書,開始只是讀雜書,包括、小說等,后來逐漸認識到應將精力放在讀經上,于是設了“經筵”。即公元999年7月,宋真宗置翰林侍讀學士、侍講學士。這是前代所沒有的。

29、5、倡導讀書的重中之重是讀經。公元1027年,仁宗命中書錄《中庸》進讀,獲益非淺。于公元1029年下詔說:“朕試天下之士以言,觀其趣向,而比來流風之敝,至于會萃小說,割裂前言,竟為浮夸,靡蔓之文,無益治道。禮部申飭學者務明先圣之道,以稱朕意。”(27)要求臣下讀書應重在讀經。關于釋氏:后周世宗曾令毀佛像鑄造錢幣,宋初沿之。至公元967年,太祖詔令勿毀,仍令所在崇奉,但勿更鑄,對佛的態(tài)度有所改變。太宗時,倡導信佛,建了譯經院,選童子習梵學、梵字;親臨譯經院,為譯經院賜額“傳法”;并作《圣教序》。真宗繼續(xù)崇佛,作《釋氏論》,認為: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異跡道同。關于道教:太宗時,曾詔見過道士

30、陳摶。真宗崇道:自公元1008年后,多次詐言“天書”降,改元大中祥符,行封禪,修《封禪記》;公元1009年,召輔臣至內殿拜“天書”,自是以為常,并詔諸路、州、府、軍、監(jiān)、關、縣擇官地建道觀,以“天慶”為額,天下始遍有道像;公元1012年,詭稱夢神人,詔天下州、府、軍、監(jiān)在天慶觀并置圣祖殿;公元1014年,至亳州謁圣祖殿,花巨資建的“玉清昭應宮”成;公元1016年,兗州景靈宮的太極觀成,為《新校道藏經》賜目錄,名《寶文統(tǒng)目》,等。 第3,思想禁錮。宋初統(tǒng)治者1面倡導讀書,另1面又不斷搞思想禁錮。如太祖于公元972年兩次禁書,第1次禁私藏玄像器物、天文、圖讖、7曜歷、太1、雷公、6壬遁甲等,有上

31、書者送官,后又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太宗禁投匿名書告人罪,及作妖言誹謗惑眾者,嚴捕之置于法。真宗再次申嚴私藏天文、兵法之禁,星算術數(shù)人,所在皆部送赴闕。仁宗時,則禁民間結社、祠岳、瀆神,私置刀楯旗旛之屬等。 這才是理學產生的真實的和學術思想條件。 注: (1)(2)(3)(10)(12)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8頁;第5-6頁;第7-8頁;第31-44頁;第31-44頁。 (4)《宋元學案》第2卷。 (5)(9)侯外廬主編:《思想通史》第4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第1版,第501頁;第496-510頁。

32、 (6)《史記·陳涉世家》。 (7)8所院校歷史系:《簡明中國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第136頁。 (8)王運熙主編:《王安石散文精選》,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9月第1版,第225頁。 (11)《臨川先生文集》第103卷。 (13)(14)(15)(16)(20)(21)(22)(23)(24)(25)(26)(27)張習孔等主編:《中國歷史大事編年》,北京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87頁;第121頁;第95頁;第119頁;第244頁;第114頁;第130頁;第94頁;第205頁;第239頁;第195頁;第231頁。(凡文中未標出處的重大歷史事實,均出自《中國歷史大事編年》。) (17)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5冊,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284頁;第236頁。 (18)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宋元卷),山西出版社,1996 年 12月第1版,第621頁。 (19)司馬光:《涑水紀聞》第2卷。 (2002年,洛陽大學、香港孔教學院、中華孔子學會、中國實學會和韓國程朱學會“2程洛學與實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入選論文。洛陽大學網站: [2004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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