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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亞里士多德四因學說
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前322)是古希臘自然哲學的集大成者,其著名的“四因學說”便是集大成的產物。舉世公認的歷史上第一位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
“四因說”是亞里士多德對古希臘早期自然哲學四大學派及隨后思想發(fā)展的一種獨到的概括和總結,一種全新的提煉和升華。
關于“四因”的來源,亞里士多德本人在《形而上學》一書中實際上有所提及。 首先,“質料”因即“事物所由產生的,并在事物內部始終存在著的那東西”,來源于以泰勒斯為首的米利都學派以及留基伯和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 。顯然,從泰勒斯不定型的“水”到德謨克利特抽象的“原子”,作為萬物之本所強調的都是
2、“質料”的始基作用。其次,“動力因”即“那個使被動者運動的事物,引起變化者變化的事物”,來源于赫拉克利特的“火”和恩培多克勒的“愛憎說”。毫無疑問,以“火”為萬物之本所強調的是其善變的動力作用,而“愛憎說”進一步把動力劃分為吸引和排斥兩個方面。再次,“形式因”即事物的“原型亦即表達出本質的定義”,來源于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和柏拉圖的“理念"。不難看出,以“數”和“理念”為萬物之本所強調的實際上都是:“通式”的定性作用。最后,“目的因”即事物“最善的終結",可追溯到巴門尼德的“存在”和阿那克薩歌拉的“理性”。因為,以永恒不變的“存在”為萬物之本所強調的是因果的同一性,而以“理性”作為安排萬物秩
3、序的“善”更表明了其趨向性。通過對古希臘自然哲學發(fā)展的歷史回顧,亞里士多德指出:“人們似乎都在尋找我在《物理學》中指明的諸原因,我們再也沒有找到過其它原因。但是他們的研究是模糊的;他們有些象是說到了,又象全沒說到?!笨梢?,通過“四因說”可以對古希臘早期自然哲學各流派和學說,進行一種“對號入座”的整理。這一點在學界尚未引起注意。
作為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的功績首先在于指出了“四因”在自然界的普遍性。其中“質料"、"動力"、"形式”的普遍性是不難想象的,而“目的”的普遍性則頗有爭議。對此亞里士多德是這樣說明的:“若有某一事物發(fā)生連續(xù)運動,并且有一個終結的話,那么這個終結就是目的……須知并不是所有
4、終結都是目的,只有最善的終結才是目的?!薄盁o論在技藝制造活動中和在自然產生中都是這樣,一個個前面的階段都是為了最后的終結……既然技術產物有目的,自然產物顯然也有目的。因為前面階段對終結的關系在自然產物里和在技術產物里是一樣的。” “如果因為看不到能有意圖的推動者, 就不承認產生有目的,這是錯誤的?!睆膩喞锸慷嗟碌霓q解來看,目的性與產生、發(fā)展的過程相關,其關鍵不在于是否具有自我意識,而在于是否存在不依賴于初始條件的最終結果。這一點是非常深刻的,實際上道出了貝塔朗菲在《一般系統(tǒng)論》中稱之為“動態(tài)目的論”的“等結果性”。貝塔朗菲證明,開放系統(tǒng)的穩(wěn)定狀態(tài)具有“等結果性”(即不同的初始條件可以不同的途徑
5、達到相同的穩(wěn)定的狀態(tài))。因為開放系統(tǒng)并非人和生命特有,所以目的性也就有了更普遍的意義。用貝塔朗菲的話來說:“目的論過去被排除在科學之外,現在成了科學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這至少表明了應對亞里士多德的“目的因”進行重新的認識。
作為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的功績還在于闡明了“四因”的相關性。如果說亞里士多德以前的自然哲學家已分別涉及到自然界的“四因”,那么他們也只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此難以對自然界的整體作出令人信服的統(tǒng)一解釋。比如,水性不變何以說明自然界的千變萬化?水形不定又何以解釋各種事物的形式?“一切皆流”、“一切皆變”何來相對穩(wěn)定的組成、形式和趨勢?何以對其進行認識?抽象的“數”、“形”怎
6、么能離開具體的事物而獨立存在?單一的“存在”又如何說明自然界多樣性的來源?可見,任何的偏頗都會帶來難以擺脫的理論困難。所以,亞里士多德強調:“既然原因有四種,那么自然哲學家就必須對所有這四種原因都加以研究。并且作為一個自然哲學家,他應當用所有這些原因——質料、形式、動力、目的——來回答?為什么?的問題?!币苑孔訛槔拇嬖谏婕啊百|料”(土、石等)、“形式”(造型、結構等)、“動力”(建筑師、建筑術等)、“目的”(性能、用途等)四方面的原因。其它任何具體的事物也可以按此類推。不可否認亞里士多德集大成的“四因說”確比以前的自然哲學理論更全面,有更強的解釋能力。
如果允許我們對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賦予現代含義的話,那么不難看出:“質料”相當于組成;“形式”相當于“結構”;“動力”相當于相互作用;“目的”相當于功能。我們知道任何一個系統(tǒng)的存在及描述都離不開組成、結構、相互作用和功能這四個要素。從這個含義上來說,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確實是一種最原始的、最樸素的系統(tǒng)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