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讀后感10篇》由會員分享，可在線閱讀，更多相關《《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讀后感10篇（18頁珍藏版）》請在裝配圖網上搜索。

1、 《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讀后感10篇 《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是一本由【法】皮埃爾?布爾迪厄 / 【法】羅杰?夏蒂埃著作，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精裝圖書，本書定價：15.00元，頁數(shù)：114，特精心從網絡上整理的一些讀者的讀后感，希望對大家能有幫助。 　　《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讀后感(一)：幾個小問題。。 　　1、關于剝鱗片的比喻 　　福柯說“他的工作就是剝去一些顯然事物和公認概念的鱗片”（話說這是好奇怪的翻譯），其中是否有“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意思呢？夏蒂埃認為布爾迪厄為確定性剝鱗片的做法首先是“對界限、分野和區(qū)劃提出質疑”。葛兆光在《思想史課堂演講錄》中對于白天與黑夜概念及意義的討論

2、也有些這種味道呢。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與我有何哉？”卻還是有光天化日與月黑風高的加工產物。 　　2、關于分化與地位 　　夏蒂埃說我們需承認知識分子的角色在很長的時間里就是迫使被統(tǒng)治者接受關于他們處境的論說。阿倫特在《論革命》中有這樣一種觀點，被統(tǒng)治者一旦開始懷疑所謂其天然處境的觀念，革命才會在社會問題中扮演角色，而此時此刻已經可以被貼上現(xiàn)代的標簽了。兩者的論證似乎暗含某種契合，就是知識分子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事實上是站在統(tǒng)治者陣營中的，但地位卻并不那么牢固。“你把手表交給我，我來告訴你時間”，這是一個不錯的比喻，知識分子的“元地位”似乎也就是這么建立的吧！ 　　3、關于概念

3、的概念 　　康德的模式：“反觀性地批判自己用于思考現(xiàn)實的工具”。一直不明白我們怎么用概念來解釋概念，到頭來好像都會陷入循環(huán)論證的丐題謬誤。 　　《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讀后感(二)：簡單介紹了布爾迪厄的觀點 　　書中涉及了一些社會學的概念和觀點，也許受限于對話錄的形式，涉及的概念和觀點大多一帶而過，未能展開。個人感覺譯者翻譯的很流暢。 　　之前沒接觸過社會學，所以對于社會學的作用，及布爾迪厄書中表述的觀點及其價值沒有概念。但通過布爾迪厄的簡短敘述，對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及作用有了入門的了解。 　　書中的涉及的內容： 　　社會學的目的、研究領域和作用。 　　社會學的研究結論并不

4、被各界所理解和接受（在當時的時點）。 　　社會學和歷史學的部分異同。 　　知識分子的幻覺或文化宗教。 　　簡單介紹習性和場域的概念。 　　結構與個人的關系。 　　布爾迪厄對馬奈、福樓拜的一些研究觀點。 　　《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讀后感(三)：后“‘社’會‘史’” 　　首先Orz這樣的篇幅也能搞成一本書，更何況一大堆不用翻譯的文獻注解，除了兩位對話者，其他各方都很省心。不敢說法文的翻譯如何，但譯者在其序言和正文中還是暴露出個別專業(yè)常識性的錯誤。比如把曼海姆的“無所依附”/“無所附著”的知識分子譯成“無依無靠”的知識分子（頁44），原本獨立自主的知識分子，頂多是在獨立與戀

5、鄉(xiāng)之間去留彷徨，現(xiàn)在頓時成了花落飄零的苦逼孤兒。而把左拉寫成佐拉（頁2），頁59的民族方法學就是ethnomethodology，這個不難看出。頁100第七行純屬編輯失責。至于說涂爾干的《教育思想的演變》（頁77），書名只好let it be了，但那是講課稿，里面沒有“一篇文章”。 　　就把它想象成《世紀大講堂》的名家對談特別版好了。在公眾場合和有限時間里，兩位談得足夠有水平，不乏可以拿來進行豆瓣廣播（其實你能指望聽這些的就是原本指望要聽這些并以你指望的方式聽這些的人）的名言警句，比如頁39：“社會學家與其研究和寫作的關系完全符合人們對精神分裂癥的描述”，又如頁44-45，“大學依附往往比

6、政治依附更具歪曲作用。我認為，學術利益對大學教師的左右要超過政治利益。換句話說，誰占有了思想工具和思想對象，誰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自身思想的主體。人們并非生來便是自身思想的主體，而是在重新認識決定論后才成為思想主體的?！倍噙m合自戀的人拿來自嘲啊。 　　頁49更好玩兒，“社會學家都很清楚，人們做出的誠信回答不一定能反映事實真相。他們的工作就在于通過行為觀察，以及發(fā)表言論和著作來建構復原真相的條件。有些蠢貨總是以為老百姓的話要比其他人的更真實。實際上，老百姓最是受人統(tǒng)治的，他們尤其深受統(tǒng)治力量符號機制的控制?！边@話等于直接扇了不同時代多種左派學術力量的耳光。當然布迪厄此言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

7、不會不知道，社會學家里面肯定不會沒有蠢貨的?；蛟S他只是不想重蹈馬克?吐溫的覆轍。 　　嚴格來說，這其實不是什么對談，而是夏蒂埃在采訪布迪厄，只是這記者足夠有水平——雖然這書歸于《歷史學的實踐》叢書，讓我們贊美近年來集中推出一大排同類書的這家出版社。布迪厄毫無（部分）社會學家面對歷史學家時常用的那種心理劣勢，他直言嘲笑新潮史學家無非不再跟著布羅代爾去清點港口木桶，改成清點書籍了（頁65），這讓對面坐著的這位閱讀史大家情何以堪。他甚至認為整個歷史學學術共同體都不如社會學那么痛苦、艱辛、尖銳，和這個世界、和自己過不去，并且迫使夏蒂埃也承認這一點（頁74前后）。當然布迪厄也對韋伯、?？?、埃利亞斯等

8、社會學家（雖說/哪怕這些都是深具歷史取向的社會研究者）有所批評，認為不應強求歷史進程重大規(guī)律（如頁88以下）。準確地說，他這是在吐槽世人對后幾位大師的流俗解讀。 　　總之，這本小冊子頗值一讀。不到一部電影的時間和價錢，即可見證兩位一代宗師剖析科學共同體如何奔在囧途，而且不乏笑料。只是對于專業(yè)讀者特別是熟悉布迪厄那套磕兒的社會學讀者，閱讀或許缺乏沖擊，即便夏蒂埃親來豆瓣，也沒啥索隱解讀好給他看的。這畢竟是二十五年前的交流了。好在里面還是談了不少研究概念的歷史建構的意義，這任務遠未過時，“社”會“史”之后，該干的事兒還多著呢。 　　《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讀后感(四)：夏蒂埃對話布爾迪厄（劉

9、永華） 　　轉載自劉永華老師的博客： 　　前日病腰疼，臥床休息，利用半個晚上的時間，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之所以讀得快，一則因為這本小冊子僅有六萬字，再就是在對話中的布爾迪厄，一改其著作中晦澀的文風，用相對淺顯的表達方式，道出較為抽象的學術思想。 　　本來以為這本書是前兩年寫成的，讀了夏蒂埃的序言，才了解到此書原本是1988年兩人在法國電視上的現(xiàn)場對話，2020年方整理成文字，交付出版社印行。因此，書中的內容，已是二十多年的東西了，談不上新。不過此時布爾迪厄最重要的著作如《實踐理論綱要》、《區(qū)隔》等均已先后問世，他在國際學術界的聲望已漸達巔峰，因而書中還是觸及到他學術思想中若干核心理論

10、和概念。同時，由于是與一位史學家對話，中間難免不時談及他對法國史學界和近代歐洲歷史進程的看法，這些信息，在他的專著中是不易讀到的。 　　88年兩人的對話，是法國某電視臺《名人直白》欄目制作的系列節(jié)目，夏蒂埃與布爾迪爾共做了五期。這五次節(jié)目的主題，大體可分為兩大類：第一、二次，對話的內容主要是社會學和社會學家在法國社會中扮演的社會角色；第三至五次，對話的重點轉到布爾迪爾提出的幾個關鍵概念，比如慣習（habitas，本書譯為習性）、場域等（第五次對話主要圍繞藝術場域）。這些概念，布爾迪厄在自己的著作中已經多有討論。不同的是，由于傳播形態(tài)的差異，對話中的布爾迪厄更傾向于用簡明的例證、淺顯的語言來

11、表達自己的觀點。閱讀相應的對話內容，讀者可少幾分閱讀其著作的挫敗感，而多了幾分閱讀的愉悅。 　　1979年，《區(qū)隔》一書首次付印后，布爾迪厄成為輿論界爭議的中心，書中對審美趣味背后的社會區(qū)隔機制的討論，激怒了不少吃藝術飯的人。制作對話節(jié)目時，相隔已經將近十年，但從布爾迪厄的談話看，他自己還身陷于這場論戰(zhàn)當中。他對社會學家之社會角色的定位，對其敵人而非對手（布爾迪厄認為他的批評者根本不是自己的對手，他們只是一味地攻擊自己的看法）的批評，都表明這仍是他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在對話中，他反復申說社會學家的社會角色，這種角色，并非如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那樣，視自身為先知、救世主，布爾迪厄對社會學家角

12、色的定位是康德式的反觀，“如果說我有一種理論模式，這便是康德的模式，即反觀性地批評自己用于思考現(xiàn)實的工具”（第34頁），這一學術定位，其旨趣在于“工具的批判”。但利用批判的工具，進行工具的批判，談何容易！難怪布爾迪厄不無自嘲地說，社會學家與其研究的關系，“完全符合人們對精神分裂癥的描述”（第39頁）。 　　夏蒂埃，布爾迪厄。1988年，一個是暫露頭角的史學家，一個是如日中天的社會學家。地位有異，兩人的對話也不盡對等。當然，作為《名人直白》節(jié)目，對話的主角自然非布爾迪厄莫屬。在對話的主題上，明顯是以布爾迪厄、以社會學為中心的。作為歷史學家（在第一次對話中，布爾迪厄說“我面前是個可怕的歷史學家

13、”），夏蒂埃自然要盡量將話題引向社會學與歷史學、社會過程與歷史進程之間的關系，不過布爾迪爾卻像狡猾的獵物不輕易上當，經常在打太極拳。 　　不難看出，布爾迪厄對歷史學，包括年鑒派史學有不少保留意見?！拔覀冇惺澜缟献顝姷臍v史學派，這并不只是口頭上的恭維”。說完這句，他話鋒一轉，“但奇怪的是，歷史學家們在運用范疇時往往表現(xiàn)出離奇的天真”。他指出，“我們用來思考歷史的所有觀念、詞匯、概念都是在歷史中建構的。而奇怪的是，歷史學家所犯的時代錯誤無疑是最多的”（第33頁）。布爾迪厄在此批評的，就是將歷史分析的概念當做先驗的、不需檢視的對象，這種做法在年鑒派的系列史研究中相當普遍。布爾迪厄志在進行工具的批

14、判，對這種做法自然是不以為然。他所從事的主要工作，正是破除這些范疇的先驗性，將之視為一種社會建構物。對這一批評，夏蒂埃是深以為然，他在一篇文章中，稱這種做法是“社會的范疇化”（social categorization），將之視為年鑒派傳統(tǒng)中三個必須加以摒棄的方法之一。 　　社會范疇化的問題，固然在社會學中也存在（布爾迪厄稱之為“類別中心論”），不過兩人都同意，這個問題在歷史學中顯然比較突出，何以如此？布爾迪厄的理解是，這個差別與學科的特性有關，尤其是與是否面臨認識論實驗的處境有關，其中的一對主要關系，是相關研究中認知主體與認知對象之間的關系。“由于研究對象不同，認知主體和認知對象的關系不

15、同，客觀主義傾向或主觀主義傾向的力度也會有所不同。”（第70頁）社會學家分析的多半是自身的社會，他們不是旁觀者、局外人，對社會的反觀，也令他們自身感到切膚之痛，這種處境，就為認識論實驗提供了可能，為研究者反躬自問，為追問在日常語境中想當然的范疇、邏輯提供了契機。相比之下，在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中，認知主體多半是旁觀者、局外人（除了研究當代的史學家），與研究對象“總會有一定的距離”，他們“在其考察的游戲中沒有賭注”，因此“很少會陷入認識論實驗的處境”（第70-72頁，又參第74頁）。我的看法是，這一學科區(qū)分不宜過分強調，史學研究、民族志都不是玄學，而是扎根于本土、當下，精彩的史學著作和民族志之所

16、以引起學人的注意，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們在異域、過去與本土、當下之間建立了較為清晰的關聯(lián)，為讀者拉開與本土、當下的距離，變熟悉為陌生，將習見的概念、邏輯相對化提供了契機。想想米德筆下的薩摩亞人，想想近年對“中國”、“漢人”的思考...... 　　在對話三的開場白中，夏蒂埃很明顯是有感而發(fā)。結構與個人的關系，在80年代的史學實踐中，成為一個必須進行探討的問題。系列史、心態(tài)史研究中的客觀性、結構性，已受到諸多的批評；對微觀層面尤其是個體的生活世界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結構史的邏輯，引發(fā)了史學研究何去何從的討論。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提出這個主題，其用意應是引出對“慣習”（“structured st

17、ructuring structure”，“被結構化的、同時起建構作用的結構”）的史學效用的討論。不過依我看，在這種意義上說，這次對話不太成功，兩人的對話慢慢被轉換為社會學與歷史學學科差別的討論，轉換為認識論實驗的討論，史學研究中結構主義與個體主義關系的話題，似乎被撇到一邊了。 　　在接下來的有關慣習和場域的對話中，夏蒂埃試圖換一種方式來進行提問。仍舊是慣習，但這次要設問的是慣習的起源，這牽涉到社會化過程，也牽涉到歷史進程。他甚至追問布爾迪厄：“你使用‘習性’的概念是否旨在對抗另一種傳統(tǒng)，即此前的心態(tài)史傳統(tǒng)，以及更早形成的《年鑒》雜志的傳統(tǒng)？”（第81頁）對后面這個問題，布爾迪厄避開了。但

18、對慣習的生成，他是這樣評論的：“行動者有其成長的歷史，他是個人經歷和環(huán)境教育的產物，他也是集體歷史的產物。尤其是，思想類別、知性類別、感知模式、價值體系，等等，這些都是屬于歸并社會結構的結果”（第82頁）。好，這里提到了個人經歷，又提到了集體歷史，看來至少在后者的層面，慣習似乎與跟歷史搭上關系了?？上У氖牵诮酉聛淼挠懻撝?，布爾迪厄又退回社會學的解釋。在進一步的對話中，夏蒂埃提出一個新的問題：在《文明進程》中，埃利亞斯建立了個人心理結構與長時段的歷史進程之間的關聯(lián)，你說“是否有可能對精神分析的對象進行歷史化”？考慮到這里的個人心理結構與慣習之間的相似性，我想夏蒂埃是在延續(xù)開場白中提出的追問。這

19、次討論稍有進展，布爾迪厄認可埃利亞斯的研究，同意國家在權力行使、壟斷暴利中扮演的積極角色，不過很快他又將話題引向自身對場域的理解，一段剛要開始的討論嘎然而止。 　　同樣的問題，在最后一次對話中也存在。這次對話的主題是場域，尤其是文藝場域。由于話題是馬奈、福樓拜等歷史人物，還是有可能就歷史進程展開討論的，但實際的討論圍繞的是場域而非過程，是福樓拜何以是個“社會學家”，而非他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時代性。最后談到米什萊，又繞回到社會學與歷史學差異的老話題。布爾迪厄對米什萊沒有好感，認為他太過注重優(yōu)雅的文體，“不能與原始經驗和美學追求一刀兩斷，也不會停止從自己與研究對象的關聯(lián)中獲得享受”（第113頁

20、），他們應該像社會學家那樣，去討論結構。對此，夏蒂埃的反應是表示贊同。在對話行將結束時，他指出，史學界對社會行動者的理解方式的強調（如體現(xiàn)在微觀史中的做法），“助長了歷史學家再現(xiàn)他們經歷的欲望”，“歷史學家擔負起死去的亡靈復活、用故事重現(xiàn)他們一生的任務”。他擔心，“這種做法也會阻礙旨在將結構與個人、地位與習性銜接起來的研究”（第114頁）。說到底，和同事如雷維爾不同，夏蒂埃似乎更愿意與微觀史保持距離，強調兼顧結構與個體的重要性。 　　《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讀后感(五)：《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讀書筆記 　　這一交流學期選修的全為社會學課程，目的是試圖與自己的本專業(yè)——歷史學——形成跨專業(yè)互動

21、。因此，也選擇了這本小書作為補充讀物，以了解社會學與歷史學相碰撞的大體情形。具體到本書的背景，則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法國學界下，尤其是年鑒學派受到了來自自身與外部的挑戰(zhàn)。夏蒂埃為代表的“第四代年鑒學派學者”，試圖從其他學科，如社會學的方法和理論中汲取養(yǎng)分，從內部修復年鑒學派的傳統(tǒng)。 　　僅僅記錄一下閱讀筆記。略微稍提的是，對于本書的閱讀重心將會放在，通過夏蒂埃和布爾迪厄二位的對話中所概括出的，歷史學與社會學在方法、社會影響上有趣而微妙的異同之處。 　　對話一：社會家的職業(yè) 　　夏蒂埃在一開始就指出了自己的問題：“什么是社會學？什么是社會學家？應當如何看待社會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

22、？”【19】 　　布爾迪厄關于社會學的公共普及，提出兩個面向，一個是純學術性的社會學；另一個是實用性更強的，可以利用之進行自我分析的社會學。但是后者往往會引發(fā)人們的不滿情緒。因為與當下的現(xiàn)實太相關了。 　　第一場對話的主題將會圍繞著知識活動的政治效用，通過社會學的情況來表明法國知識舞臺上的知識分子形象是如何變化的，我的理解是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的變化。 　　布爾迪厄主張的是，現(xiàn)在的知識分子已經不可能再像薩特那樣，對整體性的問題做出全局性的解答了。現(xiàn)在的知識分子需要做的是，對局部的小問題做出盡可能全面的回答。但是同樣是對于現(xiàn)實問題的關注，但是社會學家提出的問題一定是要比新聞界和評論界以

23、及——偽科學界——這個提法十分有趣了，要更加負責任。 　　夏蒂埃所指的——如同?？乱粯印獮榇_實性剝去鱗片的含義指的是：指出顯然事物歷來是在賭注和力量對比的基礎上構建的。具體指的是【29】“對這些客觀的劃分，應當從其形成的歷史原動力中去理解。應當永遠思考，為什么會形成如此的而不是其他的劃分？這種劃分對什么和對誰更為有利？” 　　具體來說，是術語在歷史中是怎樣被構建的過程。這里其實已經為之后介紹場域的概念做了鋪墊。比如統(tǒng)治階級與被統(tǒng)治階級的劃分，這是在這個劃分被創(chuàng)造出來之后才有意義的一個概念。 　　對話二：幻覺與知識 　　能夠掌控自己的知識和理性，本身是一種幻覺。 　　根據(jù)布

24、爾迪厄的觀點，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就是社會的自我了解。 　　社會學的目的是破除習見。社會學將研究對象的客觀化，但面臨的疑問是它是否能夠完成自身的客體化。 　　比較顯然的一句話提法是“歷史學家自身處于歷史之中，歷史科學是否存在；社會學家自身處于社會之中，社會科學是否存在？” 　　對話三：結構與個人 　　夏蒂埃最開始總結了下，人文科學在當時所面對的兩難境地【57】，一種是傳統(tǒng)的用階級、結構等一些術語與分類來研究社會與人類；另一種是“復原個人的行動、策略和表象以及人際關系的愿望”，具體表現(xiàn)為轉向對人物傳記和人物意向的研究，用“共同體”概念來取代對社會職業(yè)或者社會階級的思考。 　　其背

25、后是旨在詢問布爾迪厄：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和現(xiàn)象學的研究方法的對立是否是個偽命題。 　　布爾迪厄認為，這種學術上的對立命題的存在，其背后依舊是權力的運作關系。比如清點木桶和清點書籍的背后是文化史與經濟史更替占據(jù)主流話語權的過程。有意思的是，布爾迪厄說出此話的時候，對面就坐著一位“清點書籍”的文化史學者。 　　各種以主義為后綴的爭端，其實質是政治斗爭在科學場域的體現(xiàn)。 　　從邏輯的角度，布爾迪厄解讀了這些與對立有關的偽命題。客觀主義主張要摒除社會學研究對象預設的一些概念與立場，就比如說當研究對象是一個個人時，他的經歷、自傳等等材料，是不被納入客觀主義的考量的；而現(xiàn)象學的學者則認定，值得

26、關注的是主體的主觀想法。 　　引了帕斯卡爾的一句話來說明人類作為研究對象的雙重現(xiàn)實，“世界包括我，我了解這個世界”。后面講述了布爾迪厄自身的學術研究經歷，旨在揭示能夠破除并且認識到這種悖論的工具。 　　夏蒂埃很尖銳地提出，既然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存有一定距離就不會陷入認識論困境，而歷史學研究就是與研究對象保持了一定距離的學科。因此歷史學家不會遭受太大的痛苦，而社會學者的研究往往更具尖銳性和悲劇性。 　　對話四：習性與場域 　　習性（habitus）：有共同社會經歷的生物個體對精神結構的歸并。這個詞語對于社會學領域來說是布爾迪厄新引進的一個概念，似乎意在對應或對抗年鑒學派的心態(tài)史

27、？ 　　布爾迪厄說這個概念的學術譜系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習性指的是一種潛在的、存在于社會集體中的，可以影響個人選擇的因素。 　　還有一點：客觀結構轉變?yōu)橹饔^結構，具體來說為一種優(yōu)選系統(tǒng)。這一現(xiàn)象是通過巴黎商學院和巴黎高等師范學校的對立為例來說明的。 　　布爾迪厄說 “把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是極為荒謬的”。我的問題在于，將社會從個人的層面獨立出來，是社會學最初形成時期的特點，布爾迪厄主張回歸的是怎樣的一種互動關系。這里還只是他為了說明習性問題的一個理論前提：意即社會的存在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客觀性的各種社會機制, 一個是以個人的和被歸并的狀態(tài)存在于人的頭腦和內心中。而人們認識外部世界的

28、種種刺激，都是通過已經構建起來的類別來進行的?！霸獙嵺`”的概念。 　　引出另外一位社會學家，埃利亞斯，他的企圖是“理解精神范疇以及更深層的個人心理結構如何在長期過程中發(fā)生改變”——對精神分析的對象進行歷史化。在上學期閱讀了美國精神分析學者埃里克森的《甘地的真理》，就是將對甘地的精神分析放置在個人自傳式的歷史中去進行考察。然而根據(jù)夏蒂埃的說法，布爾迪厄對于這種展望的態(tài)度是拒絕的。原因何在？ 　　布爾迪厄對重大的趨向性規(guī)律是否存在秉持懷疑和不信任的態(tài)度，比如韋伯的理性化進程，埃利亞斯的國家壟斷身體暴力的進程，?？碌摹敖]”概念等。 　　對于身體暴力、符號暴力等等的研究，“如果不了解這些

29、身體暴力和符號暴力的程度，便不會理解此類社會中的某些機制”——我關注的是社會學的獨特之處，用創(chuàng)造出來的語言與標簽去理解社會現(xiàn)實，這和韋伯所提出的理想型概念是否是相似的。雖然這種術語與標簽并不就是真實本身，僅僅只是便于理解的工具。 　　體育被作為一種例子來說明對習性的改變。變成今天的“較量不造成破壞，使對抗不波及性命”的形式。 　　開始引入對于“場域”這個概念的介紹：場域和習性的關系是——在不同的場域，同樣的習性（權力關系、社會公共空間的形態(tài)等等）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夏蒂埃用兩個例子簡化了這個概念：政治這個詞有關于“賭注和某種公共空間的形成”的概念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才有這層含義的

30、，如果這個例子還太過含蓄的話，接下去的例子更加易懂。我們今天所稱呼的體育這個詞語是在18世紀末在英國才產生的。在這個概念的相關研究中，歷史學和社會學在做的同一件事是，“為了確定運動員及其生涯和競賽活動在社會空間所占的位置，人們需要分析這些足夠統(tǒng)一的社會空間的形成條件”【85】 　　“連貫的譜系”的虛假性：比如體育史中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連續(xù)性，其實是忽視了英國私立寄宿學校和學校體制的出現(xiàn)。 　　而這種虛假的錯覺其實一直都是歷史學家犯的錯誤，比如稱呼米開朗基羅為藝術家。這是布爾迪厄提出場域這個術語的真正目的——指出歷史學家犯的術語錯誤，這一點在之前的幾場對話中也有提到。 　　研究的應該是

31、一個空間的起源——這個空間就是場域。 　　埃利亞斯認為國家的權力運作是可以在場域的形成中體現(xiàn)出來的。然而布爾迪厄并不如此認為。布爾迪厄認為在思考有關國家的問題之前，需要先思考場域本身是如何運作的。但是貌似并沒有詳細展開【87-88】。接下去則是回到了國家的問題：“國家成為涉及場域控制權的元斗爭的場所”。 　　對話五：馬奈、福樓拜和米什萊 　　此三人都是轉向后現(xiàn)代的承上啟下的，在三個不同場域的人物。 　　夏蒂埃的詢問，表面是對于布爾迪厄學術轉向的原因的探索，其實是對于布爾迪厄場域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了解。布爾迪厄自己認為上述研究是對場域起源過程的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地步。 　　反抗者

32、是新場域的創(chuàng)造者。 　　夏蒂埃的回答十分有意思，像是一位歷史學家會去關心的問題：“你是否認為，單憑馬奈的一聲驚雷就能重組所有立場，使相互對立的立場在新的繪畫場域內得以并存呢？” 歷史的復雜性不是單線程的個人或單一事件可以解釋的。 　　布爾迪厄隨后回應這種來自歷史學家的質疑，新場域來自于從“規(guī)矩”到“失范”的轉變，人人都有對于合法性爭取的權力——這就是布爾迪厄定義中的現(xiàn)代藝術場域。 　　夏蒂埃接下去的提出的一個問題有關學科化的議題。 　　場域內沒有制度化的存在，但是場域內也有規(guī)則。用了海德格爾用哲學家身份表達納粹思想的例子來證明場域的存在。 　　后來對話回到了學科化的大議題下

33、：在學科初創(chuàng)的時期，比如在“社會學的話語尚未形成時”，其他學科——或者說其他場域的符號生產占據(jù)著整個場地。結合剛才布爾迪厄自己所闡述的關于新場域的起源問題，當原來這些被視作為最合法的符號與語言的合法性被新出現(xiàn)的語言和符號們爭奪挑戰(zhàn)的時候，那么新的場域就在期間誕生了，也就是新學科也就如此誕生了。 　　最后提到了，寫作方式與科學學科的關系。在夏蒂埃的理解中，歷史學采用講述的形式會更加便利，這是一種從文學場域中借用來的形式；社會學的宗旨和歷史學本身就不同，社會學是為了和研究對象拉開距離，于是兩個場域的寫作方式也有所不同。 　　布爾迪厄最后還“嘲”了一下歷史學者的寫作方法，實則是繼續(xù)了兩個學科

34、的不同的這一話題。歷史學者的敘述更多強調修辭與“雅”，我是否可以理解為對于范式的追求？ 　　小結： 　　社會學和歷史學在社會影響上，后者在民眾層面上與學界層面上都較易被人所接受。這是由于歷史學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體的距離性所決定的。社會學則更加容易應用于現(xiàn)實中，激烈而無意義的爭端更容易在社會學向民眾或者學界的兩個層面上分別觸發(fā)，這也是社會學的公眾普及與歷史學的公眾普及各自的優(yōu)劣之所在。 　　有一點很值得注意，便是布爾迪厄提出的，學者研究對象的變動。從總體性到局部性的變化。這是包括社會學與歷史學在內的人文科學目前都具有著這樣的一種趨勢。 　　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對于歷史學研究有所啟示的是對于虛假的連貫性的挑戰(zhàn)。歷史學家是否能夠保持與研究對象在含義層面上的一致性？這其實是對于歷史學開展基礎的一種挑戰(zhàn)。 　　2020.12.于曼城 此資料由網絡收集而來，如有侵權請告知上傳者立即刪除。資料共分享，我們負責傳遞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