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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九年級語文上冊 3《西花廳的海棠又開了》課外閱讀資料 語文版 一、作者簡介 鄧穎超（1904—1992），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婦女運動領導人。河南光山人。1925年與周恩來結婚。 二、作品作息 這篇文章選自1997年3月5日《人民日報》。1988年4月，正值中南海西花廳海棠花盛開之際，鄧穎超觀花后三次口述，由身邊的工作人員記錄下來。這是一篇追憶性的文字，由西花廳的海棠花觸發(fā)對過去有關人物和事件的回憶，把已經(jīng)逝去的情景再現(xiàn)在我們面前。文章樸實自然，情真意切。 三、相關知識 《周恩來傳革命婚姻》摘錄 在這個時刻（指1925年在廣州），堅定的小小的熱情洋溢的鄧穎超再一次闖進了周的生活（這是他們四年多以前在周乘船去法國時分別以來的第一次見面）。她是作為參加國民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從天津來的，她在政治上的雙重選擇比周做得更加出色——共產(chǎn)黨人都被要求作這種雙重選擇。但是在他們的私生活中是沒有雙重選擇的。幾天之內(nèi)，他們就悄悄地、毫不張揚地結婚了。他27歲，她21歲。 對他們兩人都重要的是，當許多中國人仍然遵從他們父母的安排而結婚時，他們則是自愿地，熱情地和不受別人支配地互相選擇的。他們免除了正式的婚禮，但當著朋友們的面重述了進步同志們所說的“八個互相”，即互愛、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相照顧、互相信任和互相諒解。正如情況所證明的，他們是少數(shù)幾對能遵守誓言的共產(chǎn)主義夫婦中的一對。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次在中國公眾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誠和最持久的婚姻。這是具有信念的婚姻，是兩個具有相似出身與相似思想的共產(chǎn)主義革命者的終身結合。 鄧于1903年或1904年出生于河南省，雖然她的父親原本來自南方的廣西。像周一樣，一位中國的傳記作者說她出身于“破落的書香門第”。她的父親突然去世了，所以鄧又像周一樣，缺乏一個父親般的人，在青少年時期依靠一位與她同性的長者。她是獨生女，是在母親十分嚴格的管教下成長起來的。她的母親是一位有教養(yǎng)和有決心的婦女，在顯貴人士的家里當家庭教師，后來周也可能受到她的影響。母女兩個移居到天津的法租界，在那里，鄧的母親靠她當家庭教師的薪水，使她的女兒受到了相當好的教育。 1915年，鄧進入天津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她聰明，但并不突出，在學校里常常名列前十幾名。她活躍，雄辯，開朗，具有坦率和開誠布公的性格，據(jù)說這是中國中原人的特性。 在12歲尚未成熟時，她就參加了反對日本人向中國提出要求的學生運動。她后來說，她在兩年內(nèi)就“完成了學校布置的整個八年的學業(yè)”，但由這種努力帶來的疲勞，使她最后得了肺結核?！拔易罡信d趣的課程是地理、歷史、音樂、物理和中國語文。我不喜歡縫紉?！? 在離校前一年，她積極參加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鄧回憶說：“我們把男生和女生分別組織起來，因為要他們一起行動太難了。我們的組織是女界愛國同志會，我們同男生們合作，其中之一就是周恩來。”但鄧在晚年承認，作為學生，他們的某些行為太過火了。“要在情緒激昂的情況下學習是不可能的，而抗日情緒是如此之高，致使我們趕走了一名日本教師，并毀掉了他的教科書。我現(xiàn)在認為，這一行為是不正確的，因為要同日本人斗爭，我們就必須學習日語！” 1919年秋天，“覺悟社”成立了，這就是這對未來的情侶首次邂逅的地方。一位中國作家解釋說：“當時，周恩來是一個漂亮的年輕小伙子，而鄧是一個受人愛戴的姑娘，她活躍在幾乎所有的宣傳和示威游行活動中。在社里的經(jīng)常接觸，使他們的相互鐘愛之情不斷增長?！? 1919年10月，在天津，這對情侶又站在抗議的最前列。鄧承認，他們使用書本里的一切計謀來鼓動革命。“我們激勵人民來拯救國家，推翻那些出賣中國的人。我們一邊說一邊哭，聽眾都被感動了?！编囘€領導一個講演團，他們到處奔走，散發(fā)激進的學生報紙，其中包括周所編輯的報紙。1920年夏天畢業(yè)以后，鄧加入了北京一所私立學校的教師隊伍。她未能出國去同周相聚，因為她的母親失業(yè)了，她必須供養(yǎng)她。 據(jù)說，是鄧首先愛上周的。一位后來對他們兩人都很了解的德國女人王安娜認為，鄧相貌平常，因此，周明顯地看重“她的內(nèi)在品質(zhì)更甚于她的外貌”，但那是在長征之后，長征使她大大地見老了。 鄧后來反省說：“我一方面痛恨舊式婚姻，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所謂自由戀愛的思想?！彼械?，年輕人對這些事情了解得很少，所以很難結成美滿的現(xiàn)代婚姻?！拔覜]有愛上任何人，當時周恩來和我只是好朋友。我只有17歲?！? 她去教書是出于需要。她希望在銀行謀得一份薪水較高的工作，所以她晚上去學簿記。正如她三年前在天津的學校里一樣，由于過度疲勞，她的身體又一次垮了，因此她不得不放棄她的學業(yè)，而沒有取得從事銀行工作的資格。在北京呆了兩年半以后，她返回天津，在一所小學里教書。 到1923年，她早已接受了共產(chǎn)主義。她同周一起，已經(jīng)成為二十個天津?qū)W生領袖之一，他們定期集合在一起討論俄國革命，并且受到北京共產(chǎn)主義理論家李大釗的很大影響。中國的年輕婦女在過去受到很大的壓制，因此西方的政治思想對她們具有特殊的意義。自由和平等這些勇敢的新諾言可能對鄧比對周意味著更多的東西。 鄧分享了周在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內(nèi)受的影響，于1924年加入了國民黨。她早已結識了周的尊敬的同志蔡和森，并于1924年加入了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幾個月以后又成了共產(chǎn)黨員。她被任命為婦女書記，當1925年國民黨在廣州為它的第二次黨代會挑選代表時、鄧被挑選來代表她所在的華北區(qū)。正是這件事使她得以同她十分仰慕的男子在一起。 她后來常常對朋友們說，當周在巴黎時，他們“通過通訊相愛了”。另一位作家斷言，他們通過通訊，到1922年春天，彼此之間建立了愛情?，F(xiàn)在，他們又在廣州相聚了。 一位西方記者說鄧具有“敏銳的政治頭腦和表達她思想的客觀方法，并兼有良好的風度以及非凡的機智和親切和藹的態(tài)度”。 相比之下，周恩來“生性真誠坦率，很可能確切地言其所想，他的妻子作為兩口子中更為老練的外交家能為他彌補這一點”。周采用她名字中的第三個字，把他的新娘稱為“小超”，這就成了她的愛稱。 鄧是周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和家中的賢內(nèi)助。常到他們在廣州所租用的房子去拜訪的黃埔軍校學員和黨的領導人發(fā)現(xiàn)，這所房子雖然簡樸，但陳設得很得體。盡管她整天負擔很重，卻從不讓她的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她殷勤地設法使他們感到像在家里一樣。然而，客人們從傭人那里得知，鄧親自挑選陳設品，并對做飯給予具體指導。他們欽佩她能兼政治家和良伴于一身的方法。一位傳記作家評論說：“結婚以后，鄧就掌權當家了?！? 為了理智上的信念，他們雖然出身于舊中國的名門，卻摒棄了那個階級的許多習氣、價值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