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層次的安全文化建設迫在眉睫.doc》由會員分享，可在線閱讀，更多相關《精神層次的安全文化建設迫在眉睫.doc（10頁珍藏版）》請在裝配圖網上搜索。

精神層次的安全文化建設迫在眉睫 一段時期以來，我們的安全工作是在信心不足的情況下進行的。因為有人發(fā)現(xiàn)了“安全生產規(guī)律”，認為我國目前正處該規(guī)律所揭示的“事故高發(fā)期”；所以無論怎樣努力工作，僅能使事故增幅有所下降而已。對此，一些人還隨聲附和，但又自知“事故難免論”難以服人，便創(chuàng)立“GDP決定論”來為其提供理論支持。這使不少安全工作者心理受創(chuàng)，使安全工作不僅推進困難,而且效果欠佳。因此，為了確保安全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樹立做好工作的信心,必須重視安全精神文化建設。 ——關于落實“五要素”的系列評說之二 安全精神文化處在其空間結構的最深層，它是無形的、內隱的、不易覺察的，是蘊藏在人的頭腦中的各種觀念，是以意識形態(tài)來表現(xiàn)的。例如以人為本的謀事理念、尊重生命的道德觀念、“安全第一”的價值觀念、勞動保護的政治觀念、不安全不生產的法制觀念、以文明衛(wèi)生和行為安全為美的審美觀念、崇尚安全的各種信仰，等等。 安全精神文化是安全事物產生的內因 安全精神文化是安全文化各層次形成和發(fā)展的內在動力。因為，任何文化都是人的自覺之為的產物，都是社會實踐中出于某種目的而產生的想法、觀念、主張、信仰等，以此為基礎，才有了實現(xiàn)這些想法、觀念、信仰的行為活動，進而才會為確保這些活動的正常開展，使活動取得成效而去發(fā)明創(chuàng)造、去投入人力物力、去制定相應制度和規(guī)范并落實責任，才會產生與之有關的物質或物化的東西。例如遠古時期，人們在生存威脅極大的情況下，活著是首位的，也是不易的，這樣，人們就把平安的活著作為理想、信仰與追求；但又由于認識的局限及活動能力的制約，很多奇異現(xiàn)象無法解釋，導致以生存、活著為核心的信仰與追求的實現(xiàn)難度很大，于是就產生了神靈的觀念，接著就有了祈求神靈保佑的儀式和各種清規(guī)戒律。為了使祭祀神靈、祈禱平安的儀式隆重些、方便些，人們還想到了建造神廟和塑造神的偶像，諸如此類。同時，又促進了工具的制造和藝術的產生，如石刀、石斧、骨針等各種原始工具不斷地被制造出來，有了崖壁刻符、圍獵游戲和分食狂歡等各種原始藝術。又如當代，在“文革”時期，安全文化慘遭被革除的厄運。“安全第一”的觀念受到批判，崇尚安全、注意安全被視為“活命哲學”，不合時宜的“革命英雄主義”的倡導，成了鼓勵冒險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敢于冒險，成了很多人爭先恐后的事。諸如“輕傷不下火線”、“帶病堅持工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等等事跡層出不窮。那個時候，人們不再開展安全活動，不再進行安全檢查，安全規(guī)章制度等也都失去意義，載有這些規(guī)章制度的出版物被束之高閣。 因此，安全文化的器物層次、行為層次、制度層次都是精神層次的物化或對象化；而處在精神層次的安全文化是人們的安全思想、情感、意志、信仰、價值觀等的總和，它是人們對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認識能力與辨識結果的綜合反映。 以價值觀為例，所謂價值觀，就是人們對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惡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等等相對立的問題作出主觀判斷的標準。從這個意義上看，作為一項事業(yè)的安全文化，是以保護人的個體生命為價值取向的人類活動之總和。 安全價值反映了人際關系上的生命觀、價值觀、經濟觀、倫理觀、人權觀以及發(fā)展觀等問題，以期形成公認的與社會及時代相適應的價值標準。它是人的生命權、人的生命價值和勞動能力、人所從事的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價值，生活、生存的基本保障及其風險的化解等權益希望得到尊重的要求；它對規(guī)范安全行為，對建立安全制度，增強人的責任感起著決定性作用。 當前安全問題的背景因素 社會存在，是各種文化產生的條件，也是安全精神文化的決定因素；而安全精神文化是以各種相關事物為表現(xiàn)形式的安全文化的靈魂。例如事故頻發(fā)，死傷人多，人們的安全意識會因此而增強，安全觀念會有所更新，安全文化會有一個階段性順利發(fā)展的機會；事故少發(fā)，傷亡率低，人們的安全意識會有所減弱，安全觀念會淡化，安全文化會停滯不前。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經歷的五次事故高峰和安全管理機構的反復撤并，以及安全管理職能的多次轉換，這些歷史事實，都表明安全文化發(fā)展的起伏不定與社會存在狀況密不可分。 又如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來，由于缺乏與之相應的規(guī)范，加上國人對新體制在感性和理性上都缺乏認識，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更沒有及時制定與之相適應的對策措施，使許多深層次的問題顯露出來，各種觀念相互交織在一起、互相沖突，十分激烈，有些已走向了反面，導致觀念的異化。例如由于“片面發(fā)展觀”的影響，使經濟效益的追求被異化為不顧一切的“金錢至上”觀念，“重生產、輕安全”，“要錢不要工人的命”等現(xiàn)象泛濫成災，嚴重地侵襲著安全精神文化?？墒?，有人視這種現(xiàn)象為經濟快速發(fā)展之必然，并單純地以GDP值的高低和“階段理論”去闡釋，以發(fā)達國家的當年來證明，認為這是最說得過去，也是最無法抗拒的理由。于是，近年來，我們的安全工作深受“事故難免論”的影響，甚至陷入宿命論的泥潭；換言之，我們是在一方面對控制事故沒有信心，一方面又在允許死一定數量的人的情況下開展安全工作的。這是片面強調GDP的必然結果。 從GDP的內涵來看，它是只反映生產水平的量的指標，是按市場價格計算的全國所有常住單位在核算期內生產的最終產品與提供的勞務價值之總和。因為它不反映成本和效益，不反映經濟結構，不反映增長方式，不反映利益分配，不反映勞動條件，不反映生態(tài)和環(huán)境；所以，往往出現(xiàn)有增長無發(fā)展，有數量無質效的現(xiàn)象，有些地區(qū)和行業(yè)甚至以犧牲勞動者的安全健康為代價，去謀求GDP的增長。近年來，我國GDP的持續(xù)增長與安全生產形勢的“依然嚴峻”，就是眾所周知的例子。 企業(yè)為了實現(xiàn)利潤的最大化，在安全方面少投入甚至根本不投入；經營過程中一但成本上升，縮減安全預算成了許多經營者降低成本的首選方案。這種明顯的有法不依的行為，人們已熟視無睹。20世紀80年代，我國經濟剛剛復蘇，但安全投入還占GDP的1.1%，到90年代就降到0.7個百分點?？梢赃@樣認為，減少安全投入，等于變相地用勞動者的生命換取鈔票。不時傳出的草菅人命的丑聞和遏止不住的特大礦難就是明證。據新華社報道，2002年6月22日，正值全國安全生產月期間，山西省繁峙縣境內的義興寨金礦發(fā)生爆炸，死亡38人。事故發(fā)生后，非法礦主與繁峙縣委、縣政府有關人員串通一氣，將死亡人數謊報為2人，其余36人的遺體被老板私下處置，或轉移、或焚燒、或棄置荒野；2001年7月17日廣西南丹錫礦透水，81條生命因瞞報得不到及時救援而死于非命等。其原因都是當地官員“怕影響地方經濟發(fā)展”。另據《勞動保護》雜志報道，在福建一家企業(yè)，一名年輕女工在事故中死亡，死者的父親接到企業(yè)的通知前來料理后事。企業(yè)負責人對他說，可獲17萬元的賠償。如果他同意，就在協(xié)議書上簽字，第二天，企業(yè)就可將他女兒火化，讓他把女兒骨灰?guī)Щ丶?。聽后，他似信非信，誠惶誠恐；他沒想到，女兒死了，能獲得這么一大筆錢。于是他簽了字，企業(yè)便把17萬元錢給了他。第二天，當企業(yè)通知他去取骨灰時，已不見他的人影。他怕企業(yè)變卦，便趁夜深人靜悄悄地溜出賓館，打道回府，連女兒的骨灰也不要了。這就是金錢至上觀念給人命關天的觀念帶來的巨大沖擊，使人們在金錢、親情和生命的選擇上也大悖常倫。 還有一種現(xiàn)象也不容忽視，就是一些地方的安監(jiān)部門將法律賦予的監(jiān)管職責異化為生蛋母雞，把本應是企業(yè)渴望建立的長效機制變成安監(jiān)部門運轉自如的創(chuàng)收機制。如此作為，安全工作就成了一些人賺錢的店招和幌子。這是當前不壓于事故的內傷和為何事倍功半的隱情。 “安全為了生產”的價值取向 由“金錢至上”的觀念派生出的“安全為了生產”的觀念，曾一度成為一些地方安全管理的指導思想，它在客觀上弱化了“安全第一”的觀念，因為它更易于被企業(yè)經營者所接受，而且以此來解釋“安全第一”。有人說，“安全第一”，沒錯，但是，“安全第一”本身不是目的，別忘了“安全為了生產”的提法，這一提法明白無誤地表明，安全的目的是生產。如果為了安全而影響生產，安全工作就失去了價值，也就沒了目的和意義；因此，安全必須為生產讓路。這種觀念影響了許多人的行為，甚至是一些決策者的行為。而這一觀念早在第四次事故高峰期間就被否認，不料直至現(xiàn)在還是我們一些人的行為目標，并且在一些全國性的活動和媒體的宣傳中，還不時出現(xiàn)類似的標語口號。 2002年11月1日，我國首部《安全生產法》開始施行，不少地方在宣傳貫徹階段，就傳出說法，如果一定要以《安全生產法》來要求，很多企業(yè)都要關閉；如果實施《安全生產法》，勢必影響本地的投資環(huán)境和地方經濟的發(fā)展。一些地方政府負責人對下屬有關部門作出暗示：如果真出現(xiàn)這種情況，還是要以保護投資者利益和地方經濟大局為重。事實也表明，《安全生產法》實施后的兩年多，不具備安全生產基本條件的工礦企業(yè)有增無減，僅煤礦就有7.5億噸的產量是在沒有安全保障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而處在這種情況下的煤礦占煤礦總數的90%。2003年8月中旬，在幾天之內先后發(fā)生特大瓦斯爆炸的山西大同杏兒溝煤礦和陽泉煤業(yè)集團三礦，都是國有大礦，其中陽煤三礦還是全國煤炭行業(yè)瓦斯治理經驗的“發(fā)祥地”。誰能想到就是這樣的煤礦，下井的干部和技術人員都不攜帶瓦檢儀，對邊排瓦斯邊打鉆的違章行為，竟沒有一個負責人提出異議；杏兒溝煤礦負責人為了提高產量，竟敢在通風井出煤，且不給井下工人配備自救器。安徽蘆嶺煤礦還是建礦30余年從未發(fā)生過瓦斯事故的國有大礦，2003年5月13日也爆炸了，致死礦工86人。雞西為什么會連續(xù)發(fā)生瓦斯爆炸，以至造成死亡124人的“6.20”特大礦難，顯而易見的原因就是安全欠賬太多。雞西礦業(yè)公司安全欠賬1.46億元，整個公司井下自救器的缺口占一半以上，城子河礦下井人員3人一臺自救器；在“一通三防”方面，有40%的高沼礦井沒有健全瓦斯排放系統(tǒng)，部分瓦斯檢測器不完善、不靈敏、不可靠，造成事故多發(fā)。 近年來，我國因能源需求大增而使煤炭市場復蘇，煤炭生產及流通諸環(huán)節(jié)都有高利可圖，導致煤炭企業(yè)普遍存在超能力生產的現(xiàn)象，使得企業(yè)在安全方面本來就存在巨大欠賬的問題更加突出，特大事故不斷發(fā)生。2004年10月20日到2005年3月19日，僅河南大平煤礦、陜西陳家山煤礦、遼寧孫家灣煤礦、山西細水煤礦4起特大礦難，就死亡597人，真是觸目驚心。據煤礦安全監(jiān)察局局長趙鐵錘說，大平礦的產能是90萬噸/年，可在出事故時（2004年10月20日）已經生產96萬噸；陳家山礦的產能是150萬噸/年，可前10個月已經產煤210萬噸，兩家都提前“超額完成了年度任務”。 在許多非煤企業(yè)，問題也同樣嚴重。例如號稱“五金之鄉(xiāng)”的浙江永康，被一些媒體稱為“斷指之鄉(xiāng)”。該市7000多家私營企業(yè)使用各類沖壓設備11549臺，可絕大多數都沒有防護裝置?！皵嘀钢l(xiāng)”使永康名聲在外，臉上無光。這兩年，永康不得不想辦法改變現(xiàn)狀。值得關注是，當永康嚴起來以后，許多不法業(yè)主就把作坊遷到鄰近縣市，將危害轉移。據浙江武義的人士說，他們那兒的一些工廠是從永康搬遷過來的，原因是永康管得嚴了。須知武義是一個貧困縣，在永康以西與之接壤。這種現(xiàn)象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地方經濟的懸殊和發(fā)展的需要而產生的“雙重標準”所致；而“雙重標準”的出現(xiàn)，不僅為一些人的“GDP決定論”和“階段理論”提供了現(xiàn)實依據，還使得安全生產難以實現(xiàn)全國一盤棋，這樣，就給那些無孔不入的不法業(yè)主提供了可鉆的空子。以上這些安全生產的違法行為為何普遍存在，其根源就在于人們頭腦中的安全觀念發(fā)生了變異。 對此，國家安監(jiān)總局局長李毅中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并不一定要重復發(fā)達國家走過的歷程。因為有兩點顯著的不同，一是他們可能是在20年、30年、40年以前，或者更遠一點。我們現(xiàn)在是21世紀，當今的科學技術和20年、30年、50年前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萍荚谘该偷匕l(fā)展，我們依靠先進的科技，先進的裝備，可以不重復人家走過的老路。二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共產黨執(zhí)政的國家，是以人為本的。他還說，我覺得最根本的，還是不要讓其他國家在發(fā)展歷程中所顯現(xiàn)的傾向來束縛我們的頭腦。他的觀點使人們看到了希望。 安全精神文化作用舉凡 回顧新中國建立之初，人們的安全觀念與當時的政治觀念完全一致，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勞動保護”，其內涵是保護職工在生產過程中的安全和健康。這一觀念雖然是直接借用他族文化，即從前蘇聯(lián)和東歐等國引進，但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立黨宗旨的體現(xiàn)，是其幾十年奮斗歷史的繼續(xù)。在1922年到1923年間，舊中國連續(xù)發(fā)生了以“改善勞動條件”、“不愿做牛馬，要做人”為口號的安源煤礦、開灤煤礦和鄭州“二七”大罷工。這些口號所表達的“解放勞動”的目標，作為共產主義信仰的組成部分，在后來的革命斗爭中，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的精神動力。革命勝利后，這一信仰在安全生產上表達為“勞動保護”。其實，這一觀念在建國前夕，就已經在安全文化的制度層次上超前地體現(xiàn)出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明確規(guī)定“公私企業(yè)一般實行8小時至10小時工作制”，“保護女工的特殊利益”，“實行工礦檢查制度以改進工礦的安全和衛(wèi)生設備”。建國后，依據《共同綱領》，人民政府立即行動，摧毀了長期壓迫工人的封建把頭制度，廢除了侮辱工人的搜身制度；1951年和1952年，連續(xù)兩次召開全國勞動保護工作會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12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勞動保護工作會議。這次會議，著重傳達并討論了毛澤東同志對勞動部1952年下半年工作計劃的指示，即“在實施增產節(jié)約的同時，必須注意職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事業(yè)；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記或稍加忽視后一方面，那是錯誤的?！崩盍⑷块L根據這一指示，提出了“安全與生產是統(tǒng)一的，也必須統(tǒng)一；管生產的要管安全，安全與生產要同時搞好”的指導思想。會議還提出了“要從思想上、設備上、制度上和組織上加強勞動保護工作，達到勞動保護工作的計劃化、制度化、群眾化和紀律化”的目標和任務。這次會議，明確了勞動保護工作的指導思想、方針、原則、目標、任務，對以后工作的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此可見，社會存在對安全精神文化的決定作用是多么的巨大；這一與政治觀念一致的安全觀念，促進了安全生產的制度建設，調動了人們參與安全活動的積極性，使安全文化的各個層次都得到豐富和充實，特別是安全物質文化也得到空前的大發(fā)展。從建國到1952年底，僅3年多一點的時間，舊中國遺留下的工廠礦山企業(yè)中存在的不安全不衛(wèi)生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觀，職工傷亡人數大大減少。1951年比1950年死亡事故減少10.7%，1952年比1951年死亡事故減少39.1%。煤炭工業(yè)的死亡事故，1952年比1951年減少63%?；瘜W工業(yè)1951年因工死亡率比1950年降低72.2%，職業(yè)病發(fā)病率也有明顯下降。當時在工人中流傳著這樣的歌謠：“二三十年來，粉塵堆里埋；工作十多點，死后無人抬?，F(xiàn)在大變樣，三年上樓臺。使出渾身勁，報答黨應該?！眲趧訔l件的明顯改善，成為廣大職工群眾積極投身經濟建設的一種巨大動力。 后來，那怕是在三年自然災害十分困難的時期，那些在舊社會被稱為“煤黑子”，備受輕賤的煤礦工人也因為成了國家的主人而享受優(yōu)厚的生活待遇。例如重慶中梁山煤礦井下礦工的糧食定量為每月26.5千克，肉食標準為每月1.5千克，遠高于機關干部，是城鎮(zhèn)居民的2倍。當時，全國許多煤礦井下工人的待遇都比地面作業(yè)人員高，有的煤礦還確保井下工人的班中餐有牛奶、豆?jié){供給。這較好地體現(xiàn)了社會的公平。 第 10 頁 共 10 頁